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催化剂 - 达人(隐者无敌)

2005/05/17 |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催化剂
类别(读书有感) | 评论(3) | 阅读(668) | 发表于 17:03: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蕞尔小国”日本使清王朝这个“天朝大国”遭遇惨败。这次战争虽然使本就羸弱的清王朝割地赔款，再遭重创，埋下了中日民族矛盾的种子，但在客观上，也催化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我们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和社会各界对近代教育变革的态度和认识的比较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中日甲午战争所起到的这种客观上的“催化剂”的作用。
一、中日甲午战争前教育近代化步履缓慢
甲午战争前，虽然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洗劫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很多有识之士产生了身处时代大变局之感慨，但统治阶级的上层及一般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产生象甲午战败后那样痛彻心肺的惨败意识，从而产生改变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轨道的思想。这一状况在教育上的表现是，虽然此时有了一些应变性的教育机构出现，但对中国传统教育没有进行大的、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局部的、零散的教育变革发展缓慢，而且阻力重重。
（一）国内外势力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冲击和洋务教育运动
1、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渗透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其他西方列强接踵而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基督教征服世界”的宗旨下，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办医院、办学校，他们的活动“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关系密切” （P81）。
甲午战争前西方教会学校对中国的渗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这段时期教会学校大多集中在开放通商的沿海城市和香港。大多附设于教堂、规模小，程度低，绝大多数是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学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的发展十分缓慢，到1860年，教会学校也不足200所（P318）。
第二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1876年，教会学校数量发展到大约800所，学生人数达到两万人左右，这一阶段的教会学校仍以小学为主，但已有少量中学出现，约占学校总量的7％（P318）。
第三阶段开始于1877年的第一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大会之后，基督教教会学校改变了过去零星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加速了教会学校的制度化发展。1890年的第二次上海召开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将原来“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以提高对中国教育之兴趣，促进教学人员友好合作为宗旨”，对整个在华基督教教育进行指导。协调各教会学校之间的关系、统一教会学校的课程和教科书、统一各教会学校的管理等等，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P319－324）。
教会学校由少到多，由零散办学到统一制度化，客观上加速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程，它在学校教学体制、课程计划、教学方法、考试管理等各方面，都具有近代教育的特征。这样，教会学校就成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教育的“样本”。但由于中国的国门刚被打开国人对西方文化还十分陌生；更重要的是，西方列强使用鸦片和枪炮这种极不人道的手段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不能不引起国人的反抗和仇恨，所以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崭新的教育形式持有的还是仇视、拒斥和怀疑的态度。
2、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冲击
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满清封建王朝是一个强烈的冲击，在文化教育上对腐朽的传统教育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而且，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们用大刀长矛作武器，以“火烧”、“水浇”的暴力方式对传统教育的冲击，似乎来得更为直观、激烈，更具震撼的力量（P82）。
太平天国的教育总体上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特点：一、教育政策的平等性。1853年冬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除在政治上要建立一个“人人饱暖”的理想社会之外，在文化教育上也提出了教育平等的政策。如，人人必须参加的“讲听道理”、“听讲圣书”的平民化教育；实行平等的妇女和儿童教育政策（妇女和男子同堂听讲圣书、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专门编写蒙学书籍、设立育才书院等措施）。二、教育形式和内容的传统性。太平天国的文化教育在形式和内容上对中国的教育传统有很大程度的继承。如，沿用了传统的民间戏剧的教育形式，儿童蒙学课本《三字经》、《御制千字诏》等仍然沿用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的传统体裁，对儒家经典也从革命开始的焚毁变成删改，科举考试的名称、文体也基本上采用过去的旧方式等等。三、文化教育的创造性。太平天国的文化教育改革在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予以了强烈的冲击,在文化教育上对封建陋习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如，禁止吸食鸦片，破除迷信、颁行新的历法，改革文字文风，科举开设女科等等（P109-113）。四、文化教育的宗教性。太平天国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在“拜上帝教”的名义下，以宗教教义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把政治思想、道德教育融汇到宗教教育与宣传之中，同时也可达到初步读写和文化知识教育的目的。
太平天国的教育改革，一方面，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其文化与教育改革既继承了传统，又有所创新，更体现了平等的思想，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太平天国始终无法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缺乏从根本上摧毁封建文化教育的原动力，因而其文化与教育改革宗教色彩浓厚，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落后性。在近代中国，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无法完成中国文化与教育改革，实现教育近代化的重任。随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失败，这场暴风骤雨似的反孔群众运动也归于平寂。但是，它对封建传统教育文化的震撼和创伤却再难平息。
3、洋务派的教育改革
鸦片战争前后，一些“开眼看世界”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就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结束后，一些有见识的官僚更是直观认识到建立在西方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坚船利炮”之威。他们把中国落后被欺的原因归结到“技不如人”上，所以，以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为了其办理洋务，培养洋务人才的需要，办起了洋务教育。目的在于通过学习“西文”、“西艺”，培养洋务活动作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路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
洋务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主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开设洋务学堂，以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作为主要课程，在形式上也引入了资本主义因素，初步具备了近代教育的特征。当时比较有名的首推京师同文馆（1862），另外还有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3）、福州船政学堂（1867）、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1874）等等。在它产生之后，逐渐动摇和瓦解了旧的教育体制，实际启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P308）。在洋务运动和洋务教育的影响下，一些传统的书院也开始借鉴已经传到中国的西方教育模式，在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等方面，或者对传统的书院教育进行改革，或者创建新式书院。如张之洞于1980年在湖北武昌创建的两湖书院，内部“教学分经学、史学、理学、算学、经济学五门，分由五人执教” （P179），这已接近近代高等教育分科教育的实质。
另一方面是向国外派遣了一部分留学生，主要是留美幼童和留欧学生两方面。近代留学先驱容闳1868年在请丁日昌转呈军机大臣文祥的“新教育计划”的第二条就提出“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 （P33）。虽然当时因故耽搁未能成行，但在曾国藩等人的奏请下终于被朝廷批准，确定了最终方案。1872年，第一期30名幼童在陈兰彬带领下从上海出发赴美。1877年3月31日，中国近代第一批正式派遣的留欧学生在监督李凤苞、日意格的带领下出发赴欧。
洋务留学教育虽规模小、人数少，但它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过程中名副其实的一步，就引进“西学”而言，不再有比留学更彻底的途径。归国留学生献其所学，在事业上作出突出成就，取得了一定社会地位，有力的回击了守旧派“终鲜实效”的预言，也改变着人们的科举正途观念。洋务留学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推动之功不可磨灭（P308－313）。
（二）教育改革步伐缓慢、阻力重重
总体说起来，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在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和洋务派的推动下，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进程是在逐步向前推进的。但由于当时守旧派势力顽固，而且国人对西方文化多持敌视和拒斥的态度，加上清政府对“天朝声威”的迷恋，整个教育近代化的步伐相比甲午战后则是缓慢而步履维艰的。
1、守旧势力强大，守旧知识分子和多数民众拒斥西方文化教育
中国长期以来的闭关自守，造成了举国上下的一种自尊自大心理，这种心理使得绝大部分中国人在遇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始而震惊，继而愤恨，无法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冷静的看待西方科学技术文明优于中国的现实。
首先，民间出于仇视洋人的民族心理和对西方文化的无知，对待西方的文化和教育采取反对、排斥的做法。如，不愿意让子女上教会学校；“1844年，伦敦会女传教士爱尔德赛创办宁波女塾时，便引起当地民众的种种猜疑，有人说她是魔鬼化身，已杀死自己的孩子，现在又来算计别人的孩子；有人说她是借办学为名骗孩子用作制鸦片、挖眼睛炼药水之用” （P296）；民间还经常出现民众烧教堂、毁教会学校等暴力排洋的做法。所以，教会学校长时期内发展缓慢、规模很小、办学程度低浅。
第二，在守旧知识分子群体中，对待西学的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仍旧沉浸在传统的精神世界中，对破门涌入的西学视而不见；有的即使意识到了西方技术的先进，但由于仇恨与嫉妒的情绪而拒绝俯身学习，当时朝廷上下的守旧官僚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比如，以翰林院大学士倭仁等人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就屡次上奏朝廷反对“西学”，他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写道：“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夷人？（P552）”而且倭仁此议在当时的朝廷上下附和认同者许多，以至于奕訢感叹“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P557）”郑观应的这段话也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情况：“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P51）。由此可见当时朝廷中的排外情绪仍是甚嚣尘上。
第三，即使洋务派，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艺，也仍坚持“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如奕訢在申请开设算学馆的奏折中就写道：“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 （P15）。这些观点一方面虽然为洋务派当时对抗守旧派，推行洋务运动和洋务教育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们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深入、全面的了解西方先进的文明，而只停留在肤浅的“器用”基础上，所以这种学习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也预示着其失败的结局。
2、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应时调整
面对鸦片战争的失败，清王朝统治者一方面极不情愿的被迫接受了落后遭凌辱的结果，勉强同意洋务派以“富国强兵”的名义在有限的环境下推行洋务教育；另一方面依然沉迷于“天朝声威”的传统之中，试图通过整合传统教育来回应来自内外教育改革的冲击。主要采取了这样几种做法：
一是整顿官学书院，增广官学学额。清末官学衰落，学纪废弛，太学和国子监的学生腐化堕落，无心志学。一名为吾卢孺的学者曾做诗讽刺：“而今贵胄列专科，功课平均嫖赌多。最有惊人可传事，也能唱得几军歌。” （P196）1850年，清廷连发两道谕旨，要求严行考校教官整顿官学；1859年，咸丰帝发布谕旨整顿各级各类官学书院。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大幅度的扩大了各地官学的学额。但是从这些措施的背后可以看出，清政府的教育并无实质性变化。二是严禁科场积弊，扩大取士名额。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清政府在科举取士制度方面，主要采取过定制各省举人一体至京复试，并成为一种制度延续到科举废止；严肃科场规程，重处科场舞弊案；扩大科举取士名额，笼络传统士人。三是重振和巩固儒家学说在封建教育中的至尊地位。鸦片战争后道光和咸丰两帝都曾发布上谕重振儒家学术地位，咸丰帝并亲临国子监彝伦堂，讲《中庸》“中和”一节。从私塾书院、各级官学到国子监，从一般教学内容到科场命题，全面强调儒家学说圣贤义理在国家教育中的至尊地位（P85-87）。由此可见，清政府所采取的这些做法，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实质上是因袭陈法，是对保守落后的封建教育传统的维护和死守，这在客观上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延缓和阻滞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不能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仍然妄自尊大，加上统治阶级的短视、愚昧和自大，导致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进展非常缓慢。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给清王朝上上下下敲响了一个警钟，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可以说，直到这个时候，举国上下才算是真正觉醒起来，开始反思为什么日本这个“蕞尔小国”能够打败中国这个“天朝大国”。这以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才开始以一个相对快速的步伐迈进。
二、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加速了教育近代化的步伐
（一）“蕞尔小国”震醒了清朝上下
（二）中国当时城乡社会的演变
（三）社会各界人士的反思与实践

田正平：《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延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年第4期
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二版
同上
同上
田正平：《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延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年第4期
林志杰：《试论太平天国文化与教育改革的特点》，《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8卷第3期
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二版
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二版
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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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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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陈汉才编著：《中国古代教育诗选注》，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田正平：《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延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年第4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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