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对科学教育的影响探微 - 达人(隐者无敌)

2005/05/16 | 科玄论战对科学教育的影响探微
类别(教育散思) | 评论(0) | 阅读(126) | 发表于 22:52: 自1923年2月至1924年岁末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历时两年之久[1]，在中国20世纪学术和思想发展史上影响深远。这场论战虽然不曾直接讨论科学教育，但通过对科学和人生观的大论辩，对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潮的传播和科学教育运动的推行也有深刻影响。本文试从如下三方面来剖析这场论战对科学教育的影响：
一、论战双方实际上始终都没有脱离教育。
参加论战的科玄双方在论战中甚少提及教育或科学教育，而且只有张君劢在其《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的下篇“第一，我对于科学教育与玄学教育之态度”[2]以少量的专门篇幅讨论了其对教育的主张。但纵观整个论战始终，论战双方实际上根本没有忽视或放弃教育这一武器。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在痛思天朝大国为何沉沦的过程中，国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逻辑推论：要使民族兴盛，国家要富强，就要发展实业，就必须重视发展科学，要发展科学，就必须重视教育[3]。中国传统上更是以重文教而著称。因而，在视教育为重要途径这一点上双方是不矛盾的，这与当时盛行的“教育救国”思想是一致的。比如，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中说到“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诸君只要拿我所举的科学家如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詹姆士、皮尔生的人格来同什么叔本华、尼采比一比，就知道科学教育对于人格影响的重要了。”[4]张君劢更是在其《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一文中提出了对教育方正的改良意见，“（一）学科中应加超感觉超自然（Supernatural）之条目，使学生知宇宙之大，庶几减少其物质欲望，算帐心理，而发达其舍己为人，为全体努力之精神。（二）学科中应增加艺术上之训练。就享受言之，使有悠悠自得之乐；就创作言之，使人类精神生活亦趋于丰富。（三）学科中应发扬人类自由意志之大义，以鼓其社会改造之勇气。”[5]我们暂时抛开对论战双方的观点和具体内容是非正误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教育在双方论战中的重要地位。
再者，引起论战的双方主将都是力图以几派之观点教育和影响青年学生。尤以论战主将张君劢和丁文江突出，比如，引起论战的张君劢的《人生观》是在清华大学对学生的演讲；而丁文江则说，“所以我做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丁文江）[6]。而在当时的中国，青年学生也是当然的论战的最大受众群体和受影响最深的群体。
二、论战双方实质上都不反对科学和科学教育教育。
许多学者对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对科学和科学教育所持的态度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其一，驳斥了玄学派贬低科学的价值及轻视科学教育的作用的言论，回击了封建复古主义的逆流。”[7] “其一，反对发展工商业，反对传播科学。……其二，否定存在决定意识。……其三，宣扬封建复古主义”[8]等等。笔者对此种评价觉得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笔者认为，科学派对科学和科学教育的态度自不必说；玄学派诸学者实质上也并不是要把科学彻底推翻，去贬低科学的价值及轻视科学教育的作用。“这是一场在新学、西学内部进行的两种科学观之争。”[9]
（一）论战的的中心问题实际上是在科学无上尊严的前提下提出的。从严复译《天演论》开始。此后随着五四运动提出“民主、科学”的口号，科学在思想界逐步达到无上尊严的地位。特别是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发展，现代知识体系已经开始形成，而且参加论战的学者大都学贯中西，有过留学西方的经历，可以说都是新学的学者。争论的中心，依李泽厚的说法，就是“现时代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才有助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 [10]是集中在科学可不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这是在承认科学无上尊严的前提下提出的问题。这表明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学已不足以作为科学的对手了。
而当时所谓的玄学是讲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哲学，作为论战的一方，它也是西方的哲学。从具体的论战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论战双方经常援引的权威理论，也是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斯宾塞、赫胥黎、柏格森、马赫、罗素、皮尔生等西方学者的理论，他们代替了孔孟，成为新一代中国学者尊奉的圣人。所以这场论战，是在新的现代知识体系形成以后的新的思想论争，是新学内部的哲学之争，不是科学与反科学之争，而是两种哲学如何看待科学作用的争论、是两种科学观的争论。
（二）玄学派所反对的确切说是“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义。如前所说，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先进学者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把西方的唯科学主义思想也带入了中国，随着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科学的地位达到了一个无上尊严的地步。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科学家如胡适、丁文江等都持此种观点。在他们那里，科学变成了涵盖一切的普遍之道，成为信仰的对象。而玄学派正是针对这种遏制人的解放、个性自由的唯科学主义进行激烈的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玄学派也并没有彻底否定科学的价值和所起的作用。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虽然看到一战给欧洲带来的文明的破坏而对科学是否万能产生了疑问，由此提出科学在欧洲“破产”的说法，但他在其后还是很鲜明的加上了两句话“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决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11]这实际上已很清楚的表明了梁启超的态度，而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二》中的批判，笔者认为主要是从论战的需要而故意进行的攻击。而张君劢在论战结束十年以后回顾时还特别说：“在我自己的回思内，有一句话要声明，就是我对科学的态度。科学这东西是十六世纪以来欧州的产物，也是人类的大发现，……世界人类既因科学进步而大受益处，尤其是中国几千年来不知求真，不知求自然界之知识的国民，刻意拿来当做血清剂来刺激我们的脑筋，来赶到世界文化队内去。中国唯有在这种方针之下，才能复兴中国的学术，才能针砭思想懒惰的病痛。……我们受过康德的洗礼，是不会看轻科学或反对科学的。我近来很想在欧洲各国调查其科学发展之成绩，以为我国借鉴之资。”[12]
由此可见，认为玄学派的观点是“贬低科学的价值及轻视科学教育的作用”，是“宣扬封建复古主义”等等论调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三、论战结果对科学教育思潮和运动的影响。
当时的中国“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二》）[13]，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更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需要，更符合向往未来、追求进步的人们的要求。承认身、心、社会、国家、历史均有可确定可预测的决定论和因果律，从而可以用以反省过去，更适合于当时中国年轻人的选择。所以，这场论战很明显的以“玄学鬼”被人唾骂，广大知识青年支持或同情科学派而告终。人们对科学的信奉和实践并未因此论战而削弱，反而更为加强。这一结果对于当时中国本就流行的科学教育思潮和运动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科学和科学教育的发展此后更是高歌猛进，促进了当时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笔者认为，在所有的影响中，有两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对今天的教育仍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一）玄学派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丰富和充实了科学教育的内容，帮助人们认识了“科学万能”论的弊漏。如前所述，这场论战是在科学具有无上尊严地位的前提下所展开的，且玄学派也并不反对科学，在很多方面玄学派和科学派还很一致，如关于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内容等方面。而论战中由玄学派引发而争论的种种问题，如科学与人生、科学的社会效果、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科学与价值、科学与哲学、传统与现代等等，有许多仍然是今天思想学术界讨论的问题和论点。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及如何实施仍然是今天教育界非常关注的热点。
论战中科学派与玄学派的论辩，使得科学派在客观上将思考的范围扩大到科学对人生、社会各方面的作用等，自觉不自觉地涉及了学生品德教育、心理素质培养、知识与能力、科学与道德、美感教育等问题，这客观上造成了中国近代科学教育观的飞跃，扩大了科学教育领域。
（二）科学教育的实践推行艰难，进展缓慢。
科玄论战的结果是以科学派的胜利而告终的，科学在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心中建立了牢固的威权地位。通过社会教育这条途径所进行的科学教育对普及科学知识，提高人民大众对科学的认识水平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象中国科学社对科学知识的传播做了突出贡献，“它主要是通过出版杂志，设立图书馆和研究所，举办年会和演讲，积极参加教育活动，以达到传播科学与理性、进行科学启蒙的目的”[14]；一些报刊媒体也设专栏介绍科学知识，如《申报》每期都设有“科学”专栏，介绍新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常识，进行科学启蒙，有很好的社会效果。
但是，作为另一个重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中的科学教育实践的发展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承担起培养众多社会所需要的科学人才的重任。究其原因概如下：
1、虽然社会已经知道科学的重要，但是，对科学之真义的认识还很浅。一方面，社会上很少有人扶助科学研究事业（包括学校的科学教育），尤其工商实业界对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低下，科技意识还很薄弱另一方面，国家对于科学研究事业方面的经费也非常有限。据1933年11月，丁文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科学演讲中估计，当时我国公私方面用于科学研究事业之款项，年约400万元[15]，与当时世界上科学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微乎其微的。由此可见经费的局促阻碍了当时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科学教育也受到了影响。
2、从清末癸卯学制起到1922年新学制，科学教育的内容在学校课程中经过多次调整，已经逐步完善。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还很欠缺。当时“我国极少数科学家之成功，多凭天才或国外教育，得我国教育之助力者极少，是以我国科学之发达亦极迟缓。”[16]正因为缺乏科学教育，学校学生在学习兴趣、学习效果以及毕业后的社会适应程度等等方面都受到影响。这种情况，按照推士（G.P.Twiss）在1923年《中国科学教育之概论》中的分析：中国教员不缺乏书本上的科学知识，但缺乏应用科学的知识，尤其是关于科学与人类生活、经济发展关系的知识十分薄弱，并且对学校和教师周围存在大量可供科学研究的自然现象熟视无睹；中国教员懂得运用实验方法改进教学的虽也不乏其人，但较外国教员为少。至于能够在理解理科教学的基本原则上掌握实验技能，运用科学实验方法的，更是寥寥[17]。周厚枢在《介绍科学教育季刊》中也指出“研究教育者，多未精研科学，以致不能教授科学；而教授科学者，又多不喜研究教育，或不能与教育接近，发生兴趣，致教材教法，不能有所改良；因此科学与教育二者，无法沟通，此为吾国一般之现象”[18]。正因如此，时人认为，我国提倡科学虽多年，然对于真正科学人才之培养却远未实现。
进而，对学校提倡科学的教育，并不断地改革科学教育也是势所必然。对中国科学教育的探索在3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从科学教育的目标，改变以往仅灌输科学知识而注意科学方法的训练，到注意科学精神之养成，培养“崇实”、“务确”、“进取”等科学的精神等，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探索。

注释：
[1]黄玉顺在其著作《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一书中的观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科学与人生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中均采用此版本，下同），93－99。
[3]王付昌郭文亮主编《中国近现代发展史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05。
[4]《科学与人生观》[M]，49－50。
[5]同上，97。
[6]同上，38。
[7]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79。
[8]郭汉民张力军关于科玄论战的几个问题[J]，《广西社会科学》1999－1，70。
[9]段治文著《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92。
[10]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57。
[11]《科学与人生观》[M]，10。
[12]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转引自段治文著《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4。
[13]《科学与人生观》[M]，11。
[14]汪灏科学教育半个世纪的潮起潮落[A],杜成宪丁钢主编《20世纪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17。
[15]张洪沅《研究经费与工商业》，载《科学画报》第二卷第19期1934年，转引自段治文著《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76。
[16]魏学仁《认清科学教育目标》，载《科学教育》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同上。
[17]汪灏科学教育半个世纪的潮起潮落[A],杜成宪丁钢主编《20世纪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29－230。
[18]周厚枢《介绍科学教育季刊》，载《科学教育》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转引自段治文著《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77－27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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