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实业家与教育家李维格及其教育思想略述 - 达人(隐者无敌)

2005/05/16 | 近代实业家与教育家李维格及其教育思想略述
类别(教育散思) | 评论(1) | 阅读(245) | 发表于 08:48: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随着国门洞开、西学东渐，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先进，力主学习西方，寻求强国之道。他们提倡开启民智，认为教育是实现强国的有力武器，并以之为孜孜以求的理想。这些人为中国教育史书写了浓重的篇章，他们自身也因之名垂青史。但是也还有许多同时期的有识之士，为中国教育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时十分有影响。只是由于他们自身人生经历的变化和由于史料散落、流失、遗漏等原因而在教育史上未能留名或很少提及。李维格就是其中一人。世人只知其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的先驱者之一，而少有人知李维格终身的教育理想和追求，并为中国的教育所做出的贡献。
一、李维格生平简介
李维格（1867—1929），字一琴（亦作峄琴），祖籍江苏吴县，1867年生于上海南市区。幼年因家境清贫无力入全日制学校，只能随父半工半读。后受洋务运动思潮影响，立志效法西学以救国，遂转入英租界格致书院学习。在校学习期间，耳濡目染西方文化，更产生赴欧洲留学之志愿。后在亲友的资助下赴英国求学，终因学费昂贵而所携无几，未能完成学业。于是便留居于满清驻英参赞李经方行邸，兼习法文。不久，随许景澄回国。因其谙熟英文，通晓洋务，兼有出国经历，回国后受到清廷一些洋务派人士赏识，80年代末90年代初登入仕途，职候选郎中，先后随崔惠人使美，随李经方、汪芝房使日。在此期间，足迹所处皆广寻其国政教术业，进一步了解西方及东邻日本的发展[1]。90年代，神州涌动变法热潮，他便毅然投入到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
中日甲午战后，国内改良思潮勃兴，李维格在上海就多年异域之所见与梁启超、汪康年等论著变法，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1896年4月任汉阳铁厂总翻译，十分关注维新事务，参与《民听报》和不缠足会等活动，并编译《时务报》文章。1897年3月在汉阳铁厂筹设学堂以造就一批钢铁专门科技人才。他亲笔拟订了《拟设汉阳铁厂学堂章程》，对学堂的规模、功课、规章制度、开办经费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同年5月，接受汪康年、梁启超邀请返沪任《时务报》西文编辑，开始了宣传维新变法的职业生涯。在此期间，他竭力倡导西学和变法。因参与维新影响日盛，湖南官绅纷纷致函汪康年，极力邀请李维格与梁启超赴湖南，分任时务学堂西文和中文总教习。12月抵长沙，任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1898年1月，参与湖南维新派人士创办《湘报》，为八主持之一，任西文翻译。5月，成为南学会高级会员——演讲会友，并演讲“论译书宜除四弊”。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受盛宣怀聘任南洋公学提调，兼教师范院英文；并兼掌虹口译书院翻译事。1899年辞去南洋公学提调职，拟赴汉阳铁厂。[2]
此后，李维格的事业主要放在了经营铁厂以及后来的汉冶萍煤铁矿公司上，胸怀救国之志，献身实业，不辞劳苦，其政绩跃然显露，举世昭然，被后人誉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的先驱者之一。直至1919年因积劳成疾，谢归养疴于上海。晚年的李维格仍不忘关心教育事业，他曾多次捐资南洋公学、1919年为交通大学上海专门学校捐建图书馆。1929年病逝前，李维格将所置产业一分为三，其中三分之一捐资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设立科学奖学金。为纪念李维格先生而建造的维格堂，至今任屹立在苏州大学校园内，成为见证历史的文物。
李维格先生热衷于学术，尤擅长译书，一生著述颇多，惟因连年战乱和各种人祸已现存无几。除报刊发表的大量译文外，李维格还翻译著述了《政群源流考》《日本商律》《巴兰德论兵节略》等书籍。现存仅有《海外纪事后编》一书藏于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3]
二、李维格的主要教育活动
李维格虽终生关注教育的发展，热爱教育事业，捐助教育，笃信教育救国，但其毕生大部分精力放在了近代钢铁工业的发展上，影响了他达成投身教育、独立创立学馆的夙愿（P12）。尤其1899年后，李维格更是专注于汉阳铁厂直至汉冶萍煤铁矿公司的发展，而无力顾及其它。因此，李维格的教育活动主要集中在维新变法运动前后。综观其主要教育活动，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参与维新以开启民智、宣传变法为鹄的的教育活动
李维格与许多爱国先进知识分子，抱着同样的宗旨和善良愿望，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必须办好教育，将开启民智放在首位，故李维格积极参与当时初兴的维新运动。
1895年，李维格刚自日返沪，就以多年异域之所见与梁启超、汪康年等论著变法，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1896年任汉阳铁厂总翻译期间，除主持翻译日常文件外，还积极为《民听报》撰稿，宣传变法，并参加了反对封建伦理纲常的不缠足会等活动[4]。9月，《时务报》的创办人之一汪康年亟邀其至《时务报》馆任职，李维格对《时务报》给予了极大的赞赏和支持，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增加议论篇幅，借鉴欧美报纸的做法广泛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等[5]。由于家庭原因和汉阳铁厂极力挽留，1897年5月，李维格才由武汉赴上海，任职《时务报》，竭力倡导西学和变法，翻译、勘定了大量译文，扩大了人们对外界情势的认识，唤起他们御侮图存的觉悟。
当时宣传维新变法非常活跃的地区之一是湖南，由于李维格在《时务报》宣传变法的影响，湖南的维新人士极力邀请其赴湘加入维新活动，在黄遵宪的推荐下，谭嗣同、熊希龄等人多次与汪康年函书恳请放李维格与梁启超赴湘。12月，李维格赴长沙担任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为中国维新变法及后来的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在长沙期间，他还积极支持和参加当地维新团体“南学会”的活动，并成为南学会的讲论会友。同时，他还参与创办了当时著名的维新派报纸之一《湘报》，并任董事兼西文翻译。除担负了处理日常事务外，还翻译并刊登了大量的西文，以警醒世人、宣传变法、介绍科学。
（二）投身学校教育实践
李维格自幼羡慕西学，崇尚教育。旅欧赴美期间，曾详细考察了西方的教育情况，深感国内教育内容之陈旧。他从回国之初任汉阳铁厂翻译时起，就曾多次表露希望筹设学馆或到学堂任教的意愿。由于当时各种原因，李维格实际的从教生涯并不很长，但从时人对李维格的评价中还是能够窥见他在教育方面的擅长和独到之处的，虽然这些评价与当时请其赴湘任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一职密切相关而难免有溢美的成分在内，如熊希龄在给汪康年的函中说：“公度（黄遵宪）极言峄琴品端学粹，为教习是其所长，足以师表群伦，而在报馆编译，犹寻常耳。”[6] 谭嗣同评价其“盖报馆之事，犹不足尽李君之才，不如请其往湘教育人材，其功德尤大也。”[7] 邹代钧也评价他：“一琴之才长于教习，短于译事（即来示所言嫌译人太多各节），招之来湘甚妥。”[8]
李维格的学校教育生涯主要是如下三段：
1、筹办汉阳铁厂学堂
李维格认为，兴办实业，只靠一二贤公不可，而且，当时汉阳铁厂“自张、盛二公以及二公所用之人，无一非门外汉，暗中摸索，何能入室登堂。此困难原因之一也。”[9] 故必须培养大量的具有西方工艺的人才。为此，1897年他建议盛宣怀（时任汉阳铁厂总办）组建铁厂学堂，并亲自为学堂制定了章程《拟设汉阳铁厂学堂章程》。章程规定铁厂设化算、炼铁、炼钢、机器四学堂。招收“西文精通，算学精解之学生三十名”，学炼铁十名、炼钢十名、机器十名，各学堂学生皆学化学与算学。学堂采取“教习指授”与学生“习练”相结合的方式。既重视知识的积累，又重视能力的提高，培养有用的人才。学堂课程的设置，教学方式的安排，带有明显的职业教育的特点。[10] 但学堂筹办不久，李维格就辞去铁厂职务赴上海任职《时务报》了。
2、任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
1897年12月，在湖南维新人士的极力邀请下，李维格抵达长沙，与梁启超分任时务学堂西文和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与梁启超等在时务学堂讲学时，尊今抑古，扬新弃旧，主变法之议，倡民权之说，勉励学生阅读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的翻译本西书，以开拓学生视野，并针对学生读书译书之流弊进行耐心疏导，使之心悦诚服，[11] 使不少深受封建思想桎梏的时务学堂学生，呼吸新鲜空气，成为一批新学士子。如林圭、田邦、蔡钟浩、秦力山、李炳寰、蔡钟沅等都是时务学堂学生，后来成为自立军起义的骨干，有的还参加了兴中会。[12]
3、任教南洋公学师范学堂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李维格返回上海，任职南洋公学提调兼教师范院英文。当时，师范院为南洋公学最高学历层次，英文教师多聘外籍，李维格是仅有的两名华人教习之一，显示出其在南洋公学的显著地位和水平。[13] 但第二年，李维格就辞去了南洋公学的职务，再赴武汉汉阳铁厂任职。
（三）捐资助教
李维格一生对教育情有独钟，多次捐资助学，如为南洋公学捐款，1919年为交通大学上海专门学校捐建图书馆，临终前将家产的三分之一捐给东吴大学等，一方面是与其政治主张中以教育开民智、御侮图存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其早年所受影响有关。
据《李一琴先生家传》中所记述其年轻时“浩然有求学异国之志”，但“困于无赀”，父母“质贷行千金，资之行”，但“居久之，费不时至，不得竟所学。”[14] 所以不忘求学之艰苦，“卒前数日，以所置产业三之一。输之东吴大学，资学子之贫乏者。盖不忘徽时求学之艰也。”[15]东吴大学学生1930年出版的《东吴学刊》也载李维格临终捐赠是“为提倡科学基础，专以资助学子之有志研究物理、应用化学及生物学，而家况贫乏之力有不逮者，盖不忘微时求学之艰难困厄也。”[16]
三、李维格的主要教育思想
李维格一生专门从事教育事业的时间不长，除了曾在《时务报》上翻译刊登过介绍西方教育思想和日本商学堂的文章外，也并无专门的教育论著来阐述其教育主张和思想，但从其长期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和维新运动前后的教育实践中亦可窥其教育思想之一斑。
（一）传播科学的开民智思想
李维格和其他维新人士一样非常强调“开民智”，但与其留洋背景有关，他更加注重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这是与其他维新人士所不同的地方。在未主持《时务报》翻译工作之前，李维格就向汪康年提议借鉴欧美的做法广泛介绍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在汉阳铁厂任事期间曾多次筹设学馆以启迪民智、传播知识，虽未能成功，但其所倡学馆为英法语言及西方物理、化学等科技知识，而“迥然与旧学相异”。[17] 1897年7月，他在《时务报》发表《瑞人挪勃而散财以兴格致》，第一个向中国国内介绍了诺贝尔奖的设立，以激发国人尊重科学、追求科学的意愿。[18] 1898年主持长沙《湘报》翻译工作期间，他的译文针对中国长期封闭，对外界懵然无知，科技更不如人的情况，增添了新兴科学技术的内容，如介绍光学、电学、物理学、化学、重学、物理学等，由此引伸出中国该向西方学什么，怎样振兴商务、如何修铁路、办学堂等，拓展了中华民众的视野，推动了维新变法的开展。[19] 而且，其晚年捐资东吴大学所设的奖金，也是“专以资助学子之有志研究物理、应用化学及生物学，而家况贫乏之力有不逮者”。可见，李维格对传播科学技术、以科学开民智，促进国内科学发展的殷殷之心。
（二）务实严谨的治学思想
李维格在不长的教育实践历程中，显示了其务实严谨的治学思想。
其在南学会所做《论译书宜除四弊》的讲演，针对当时翻译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归纳为“难曲畅旁通”，“粗浅”，“混淆杂乱”，“无董理考订，无宗旨遵循”四病，并对“四病”原因作了客观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设一总译书局于上海”，“每译一专精之西学，即延一专精之西人”“凡局中译成之书，皆作为官本，以后各处译书，一切音义，必须取为准绳，不得再有参差”，“现上海拟设南洋大学堂，可尽令学堂教习兼顾，费省而事易集”。[20] 这体现了李维格在对待翻译西书一事上严谨务实的精神。
任汉阳铁厂总办期间，聘用洋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洋匠在生产实践中，手把手地传帮带，使中国员工迅速掌握机器生产的技术”，使“中国企业缺乏技术力量的困难及时得到解决。让中国人员学习洋人制造方法，务须得其密传，以为自强之计”。[21]
从当时一些人对他的评价中也可看到李维格身上这种务实严谨的品质，如盛宣怀评价其“体精用宏，志趣淡泊……校对各约洋文，均极精审无讹……稍有未符，立即校正，尤为难得”。顺天府尹陈璧说：“该员淡于荣利，而矢志办成一事。”[22] 也正是如此，李维格在当时许多主张洋务和维新的士绅如张之洞、盛宣怀、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等人心目中评价颇高。
（三）“指授”与“习练”并重的职业教育思想
在李维格的教育思想中，最具闪光点的恐怕要算其1897年3月在汉阳铁厂筹设学堂时亲自拟定的《拟设汉阳铁厂学堂章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职业教育思想萌芽了。
在办厂的过程中，李维格深深体会到，不需要有自己的技术人才，才能发挥本国的产业。他在《汉冶萍公司历史说略》一文中把办厂人员不懂技术，缺乏本国技术人员列为第一原因。[23] 故十分重视对本国技术人员的培养，多次提出筹办学堂的建议。1897年经盛宣怀同意后，在厂内办起了学堂，分设化算学堂、炼铁学堂、炼钢学堂和机器学堂四所。从李维格亲拟的章程来看，与当时兴起的实业学堂有很大不同，具备了鲜明的职业教育的特点。
1、学堂开办的目的就是为铁厂培养技术工人，“学成在厂办事十年”；[24] 五年后，汉阳钢铁厂又拟再立学堂一所，亦是“专为造就匠目而设”。[25]
2、所设四学堂具有明显职业针对性。除化算学堂为共修基础之外，炼铁、炼钢、机器三学堂与铁厂实际需要之技术岗位紧密结合。
3、专业课程设置也极鲜明的针对生产实际，教授炼铁、炼钢、机器等技术。
4、炼铁、炼钢、机器三学堂教习均以厂中工师充之。
5、学生是“考选西文精通、算学粗解之学生三十名，学习炼铁十名，学习炼钢十名，学习机器十名。年纪以十四岁至二十岁为度。”[26] 明显不是为了普及教育的目的。
6、教学方法采用“教习指授”与学生“习练”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既注重知识的积累，又重视能力的提高，培养对工厂发展有用的实用人才。
李维格在《拟设汉阳铁厂学堂章程》中所体现的这些带有职业教育端倪的思想，在当时是领先于其它注重实业的新式学堂的，具有进步的意义。这种职业教育的思想端倪和办学实践为后来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如前所述，究其一生，李维格虽主要生涯投注于钢铁工业为主的实业，其亲身投入教育实践的时间相对并不算长，亦无专门论述教育主张和思想的论著出版，且现存可供详考的史料十分有限，所以对其教育思想作详尽的了解有一定的难度。但可看出李维格先生的一生是将教育融入对国家近代化的沥血追求中，诚为其“拯中原于涂炭，登亿兆于康庄”理想的一部分，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及其所做出的贡献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应占有一席之地的。
（6024字）

参考文献：
[1][2][3][4][10][11][12][13][14][15][16][17][18][19][20][22]王同起，瞿冕良编著《李维格的理想与事业：拯中原于涂炭，登亿兆于康庄》[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2，16-18，14，3，3-6，44，13，37，14，64，66，68-69，12，7，6，39，58页
[6][8]邹代钧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41-2744页
[7]谭嗣同致汪康年函：《谭嗣同全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0页
[9][23]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第1卷）[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21]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61年版，第411页
[24][25][26]李维格著《汉冶萍公司》（第1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363，453-457，453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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