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 - 达人(隐者无敌)

2006/03/20 | 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
类别(教育网摘) | 评论(0) | 阅读(59) | 发表于 23:01: education.163.com　2005-11-04 10:10:53　来源: 网易社区

百年历史上，中国"大学校长"曾经是一个星光灿烂的群体。近代之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已因其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卓越贡献而垂诸史册，风范千秋；当代之马寅初、谢希德、江隆基等同样以其丰富的人性遗爱人间而一直为后世怀念。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那么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其于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无可争辩。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对中国大学校长的成长一直抱有特殊关怀。
跟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处在转型期中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大学校长，面临着太多的矛盾和痛苦；但同时也面临着太多的机遇和幸运。须知，一马平川从来不是成就历史人物的大舞台。只有在激荡中，在迷茫中，在艰难困苦中，才蕴藏着创造历史的大机会。过去那些伟大的校长，没有一个是在顺境下、在什么条件都已经具备的前提下开辟自己的时代的，今天的中国大学校长要想不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同样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来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你站到了那样的位置上，你就肩负了那样的使命，你没有借口，你别无选择！
但是，当下中国大学校长们意识到了这点吗？他们准备好了吗？
大学校长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被公众寄予特别的期望，是一点不奇怪的。对公众而言，大学校长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领袖，一个机构的管理者，他更是一种力量的代表，一种价值的守护者。换言之，他不仅负有世俗的责任，更负有超乎世俗之上的，纯粹文化的、精神的使命。他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高度。
总之，大学校长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必须具备特殊的气质。这样的逻辑在公众中早就约定俗成。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回答哪些素质对大学校长最重要时，有众多的受访者首先选择人文素质。
大学校长的人文素质最被看重。用这把标尺来丈量，当下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偏低。人文素质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有其具体内涵。丰满的人性，丰厚的学识，坚韧的信仰，对公正公平的不渝追求，都应该是构成人文素质的基本要素。但调查表明，在这些方面，当下大学校长恰恰难于满足公众的期望。对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知识水准，相对而言，公众还是高度评价，认可度不俗。
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尽如人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与公众的预期还有相当距离。问题如何解决呢？本次调查的数据或许可做一些提示。在问及大学校长究竟应该如何定位时，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赞成大学校长归位，即回归到职业教育家的本色上来。

这个判断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也是切中中国大学的积弊的。只有从职业教育家的生涯中，只有从众多职业教育家充分的博弈中，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素养的大学校长，也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氛围的现代大学和现代大学制度。方向很清楚。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敢不敢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只是敢不敢做的问题。身处最前沿的大学校长们敢不敢做、敢不敢突破体制围城，更是关乎高等教育改革成败的最关紧要之处。
1900年大学建立以来，最受推崇的校长依次为：1.蔡元培2.胡适3.马寅初4.梅贻琦5.苏步青6.茅以升7.蒋梦麟8.匡亚明9.李达10.吴玉章。其中蔡元培成为最受推崇的中国大学校长。

吴玉章（1878-1966），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1878年 12月 30日生。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1948年任华北大学校长，1950年至196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吴玉章自幼立志要"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踏上革命道路。此后，发起共进会，参与策划广州起义。回国后，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发动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辛亥革命后，出任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1920年领导四川"自治运。1925年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军南征，后奉组织之命去苏联学习与工作。抗战爆发后，被派往欧洲从事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1938年回国在国统区进行斗争。1939年到延安，担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以花甲之年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与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尊为"延安五老"。
抗战胜利后，吴玉章随周恩来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在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的基础上组建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建。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各种建设干部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人民日报》称中国人民大学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鉴于中国人民大学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名，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德高望重的吴玉章为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同志领导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工作，直至1966年12月12日去世。
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为中国人民大学确立了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方针，奠定了优良的传统和独特的校风；使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
吴玉章还曾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工会主席等职，兢兢业业，贡献卓越。
吴玉章从参加同盟会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历经三个历史时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为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国家昌盛和党的事业殚精竭虑，奋斗一生，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敬重和爱戴。
1940年1月15日，党中央为了表彰吴玉章的革命功绩，为他补行了六十寿辰（本是1938年12月30日）的庆祝大会。中共中央发了贺词，毛泽东亲临致祝词，称赞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

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
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字鹤卿，号孑民。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17岁考取秀才，18岁设馆教书。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5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次年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在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并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还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为杭州艺专）等多所高等学校校长、院长以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1.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2.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3.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胡适（1891-1962），原名洪马辛、嗣糜、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二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入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马寅初（1882－1982）
又名元善。原籍浙江嵊县，生于绍兴。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
1906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后赴美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1916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历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等职，'五四'运动期间热情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在此期间，还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总司卷、中国经济学社社长等职。1920年与上海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合办东南大学商学院。1927年后，历任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苏州东吴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抗战期间，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独裁统治，面对反动统治势力，不畏强暴，挺身抗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投入息峰、上饶集中营。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重庆大学、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工商专科学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常务等职。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等文章而遭到错误批判，1979年党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
马寅初教授毕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稳定物价、控制人口等重大问题献计献策，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科学、人口科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论著有《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马寅初全集》等。

苏步青浙江平阳人。
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1931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获理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任教，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3年起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
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兼任学术委员会常委。
研究领域为微分几何、计算几何，发表科学论文150多篇，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撰有《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等专著10部。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学奖；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研究成果"船体放样项目"、"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8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培养一批优秀的数学人才，其中有4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茅以升，字唐臣，江苏镇江人，1896年生。茅以升从小好学上进，善于独立思考。他10岁那年，过端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压在茅以升心里。他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下最结实的桥。从此，茅以升只要看到桥，不管它是石桥还是木桥，他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茅以升上学读书后，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足足积攒了厚厚的几大本子。
茅以升中学毕业后，先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1916年毕业后，由唐山路矿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留美，成为研究生，9月起程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报到。谁知该校注册处主任绮色佳傲慢地说："中国唐山这个学校从来没有听说过，必须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注册"。经过考试后，茅以升的成绩极佳，便给他注册为桥梁专业研究生。从此以后，唐山路矿学堂毕业生，保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作研究生的，特许不再经过考试这一关了。茅以升于1917年获美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业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加利基--梅隆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桥梁力学第二应力》，这篇论文，在当时具有世界水平，因而荣获加利基理工学院颁发的金质奖。1919年12月24岁的茅以升，毅然回国。在交通大学唐山校任教授。茅以升说："回顾我的读书生活，这14年的努力，好比造桥，为我一生事业建造了坚实的桥墩。"茅以升学成回国后，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江苏省水利局局长，交通部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北方中国交通大学校长等职。
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他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从此，茅以升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名字和新建的大桥一起留在祖国各地。经过5年的努力，茅以升终于将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建成。当记者采访茅以升时，他说："自1919年12月，我归国为社会服务，在64年的征程中，我所做的工作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工程。"
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又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又接受修建我国第一个跨越长江的大桥一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1955年9月，大桥正式开工，到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计划提前两年。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落成典礼。茅以升设计这座大桥，是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铜桁梁桥。上层为公路桥，宽22.5来，其中车行道宽18米；下层为铁路桥，宽18米。正桥长1155．5米，连同两端公路引桥，总长167O．4米。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并把武汉三镇联成一体，确保了我国南北地区铁路和公路网联成一体。
1958年在北京修建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工程设计时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党的领导对茅以升非常信任，茅以升也对党的工作极端负责，他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作了全面审查核算，最后签了名。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著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等。
茅以升，解放后任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院院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自1954年起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茅以升为我国和世界桥梁建筑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梅贻琦，男，汉族，字月涵。著名教育家。天津人。1909年考取游美学务处选派的首批留学生赴美留学。1914年毕业于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系，获工学士学位。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
梅贻琦于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多次阐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发展为一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
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
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岁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1964年病逝于台北。
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漫长岁月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办学经费严重短缺。在解决经费问题的过程中，蒋梦麟虽然尽力而为，但有时还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1923年，北京"八校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同仁生计困绝无法维持，学校本身尤岌岌不可终日。"因此，八校教职员全体大会于同年11月9日议决："必须10日拿到30万元，不然就关门。"情况十分紧急，八校校长团表示："愿负责于17日以前办到30万元，请教职员仍行维持。"但到了11月17日，30万元经费仍未筹齐。于是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又议决："非满30万元仍须执行关门之议决案"。11月20日，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讨论执行联席会议议决案的问题。蒋梦麟在会上就筹划经费的情况作了报告。他说："数月来筹划八校经费，异常困难……到了上星期六中午，12万元已由银行取到。其他财政部所发之12万1千元（五成五），准于本日可取之支票，亦由财政部取到。虽去30万元之数尚有短少，但以八校实际应得之数计之，只差一成五（30万元乃全京师教育费）。在我已精疲力竭，唯有希望八校教职员体谅一点，得以维持下去……我们已苦苦维持了九、十个月，一旦停废，实有所不忍。今日本校教职员开大会议决关门事件，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替八校奔走的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表明了蒋梦麟把北大维持下去，勇挑重担的坚定态度。蒋梦麟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北大的教职员。最后，大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决，获大多数通过。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北大在困境中继续前进。在蒋梦麟代理校长时，北京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学生牺牲数人。蒋梦麟为此悲愤填膺。3月24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在三院大礼堂开追悼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由蒋梦麟主祭。蒋梦麟在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蒋梦麟说到这里"汪然泪下"。接着，蒋梦麟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蒋梦麟"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3月26日，校长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经常为校内外发生的事情所困扰。他感叹道：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蒋梦麟的这些感慨，是他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心理写照。
正式就任保持民族气节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北大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蒋梦麟除了忙于校内的改革和整顿工作外，还要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付日本侵略者的骚扰。
1931看"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放弃抵抗，撤出沈阳。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河北省北部地区，成立了伪"自治政府"，并鼓吹在华北推行"自治"。北大教授在这紧急关头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华北的所谓"自治运动"。
某日下午，日军胁迫蒋梦麟去"会谈"，蒋梦麟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正义在胸，毅然独身前往。面对侵略者的淫威，蒋梦麟毫不妥协，经过一番紧张的较量，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在暮色苍茫中平安地回到了北大。第二天，国民党在华北的领导人宋哲元派了一位军官来劝蒋梦麟离开北平。但蒋梦麟继续留在北大，同广大师生一起机智地与日军周旋，在一段时间里，使北大免遭日军的侵扰，暂时稳定了教学秩序。
创办西南联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在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来主持校务。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蒋梦麟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敌机轰炸长沙，时局十分紧张。蒋梦麟到汉口向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建议，把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蒋介石马上表示同意。1938年2月，搬迁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完成，蒋梦麟从长沙飞到香港，然后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从海防搭火车到河内，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经过崇山峻岭到达昆明。蒋梦麟到昆明后，立即投入新校址的筹建工作。
1938年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校务，仍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来主持。西南联大自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课，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共计8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总共历时9年。三校学生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里患难与共，团结合作，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写就了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曾回忆道："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由此可见，蒋梦麟为临大和联大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一份辛劳。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梦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蒋梦麟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大部分写于"五四"前后。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批判封建主义的"牧民教育"，反对德、日的军国主义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平民主义教育。由于后来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减少了。但他在教育实践中却坚持贯彻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在北大任职期间更是谨记在心，遵照执行。他晚年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匡亚明(1906～1996年)，原名匡洁玉，又名匡世，曾用笔名何畏、何晨、梦苏，丹阳导墅匡村人。
他早年在苏州第一师范学习时，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后入上海大学。民国15年(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调离校参加工作。历任上海沪东等区共青团区委书记、共青团无锡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民国19年至20年，出版社会科学论著《社会之解剖》和描写大革命的短篇小说集《血祭》，后曾被反动当局逮捕。民国22年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上海市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民国26年赴延安，任中共中央情报部(延安)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次年赴山东解放区，与陈楚创办《大众日报》，任社长兼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1955年任吉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南京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后任江苏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匡在年青时，积极从事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党的宣传部门和高等学府任领导工作，离休后曾兼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吉林大学名誉教授、山东大学和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名誉会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等职。80年代，积极参加孔子、地方史志、大学语文、《红楼梦》、鲁迅等学术研究活动，尤以对我国古代孔子的研究最为系统深刻，撰写论文有《孔子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孔子反对侵略战略的和平思想》、《孔子入学思想中积极因素的现代价值》、《学然后知不足》等。1985年，撰写了《孔子评传》专著。1989年主编出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1996年12月16日病故，享年91岁。

李达(1890-1966)教育家，哲学家。湖南零陵(今永州)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宣传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1923年因与陈独秀发生分歧而脱离党组织。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任上海法政学院教授、暨南大学教授兼社会系主任、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朝阳大学教授、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广西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湖南大学教授。194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第一届会长，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一届主席。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宣传教育，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并在法学、货币学、史学理论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有《李达文集》四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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